专访赵建国：打破扩张传言 08年集美要喘口气

以下为访谈实录：

第一个沙发的波折经历：遭遇没收

记者：在北京家具协会上，赵总朗诵的那首《中国家具二十年》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后来发现赵总在1978年的时候还做过《游颐和园》和《登长城》的诗？

赵总：是呀，一转眼都三十年了，登长城时，觉得这个建筑太伟大了。因为都说是盘古开天地，其实人类是创造历史的，历史是人类创造的，这是一种基于对人类创造丰功伟绩最高的评价。

家天下记者专访集美总裁赵建国（右）

记者：您作这首诗的时候，开始管理校办木器厂了吗？

赵总：那个时候还没有，我从79年秋季开始做家具。那个时候还在教书。

记者：当政治老师。当时有改革开放原因的促使，你怎么想不当老师了，什么原因促使您不做老师，而去办木器厂呢？

赵总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穷怕了，老师那么崇高的事业，但是待遇特别低，低到难以忍受的程度，所以当时有一种责任感，我想对于那些表现差的老师，我惩罚不了，但是对于表现好的老师，我鼓励他们，为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，为学校的老师办点好事，努力的提高老师和学生的各种待遇。让他们安心为教学事业出力，基于这种想法，我在1979年的秋天，主动办起了北京四十中校办木器厂。也就是现在这个企业的前身了。在那个时候，那种想法，传统观念还几乎占统治地位的时候，想搞一个工厂，那是非常难的。我们每走一步，都感到到处都是地雷，任何一个地雷，随时都可以把你炸死。所以我在办工厂的过程当中，应该说也尝尽了创业的艰辛，但是那个艰辛和现在还不一样，那个时候艰辛带着政治风险，现在做不好可能是赔钱，那个时候做不好，有可能进监狱，因为那个时候传统观念太重了，你们很难理解。

赵总：比如说，我那个时候想做一个家具厂，学校里边买家具，谁买家具都要票，一对新婚夫妇可以给一个双人床的票，可以给一张桌子的票，给一个大衣柜的票，就这三张票。那个时候所有的家庭都是老三件，而且是没有任何挑选余地，拿到票之后，你得提前去排队，排到谁，这个就给你了，交完钱就得拿走，好坏都是它。当时我们想在学校里搞木器厂时，我们买木材需要指标，没有指标买不来木材，后来我们想做沙发，想做沙发没有指标，没有布票，买不来布，就连现在缝纫线，都是一个布票可以给两抽线。所以第一步从材料上就遇到死地，从用人上，我们的人都是从兵团回去的，当时文化大革命他们耽误的学业，文化大革命过去了，他们去东北军团当了战士了，结果干了10年，一个月的工资才36块钱，所以那个时候不干活。给钱干活，不给钱不干活，那种状态，买材料要指标，工人不干活，市场上好不容易，我们做出产品来了，送到市场上没人要，为什么，没人敢给我们卖，因为卖的市场也是国家统一调配的。

记者：您的第一件沙发是怎么卖出去的，应该记得非常清楚吧？

赵总：非常清楚，我们第一套沙发卖的时候，没有人接受我们，我们就拉着三轮车到大街上去卖，到那儿就给公安局没收了，因为没有营业执照，属于非法交易。拉到商场不让买，拉到市场还没收。幸好当时我们学校的副书记，是一个军人，他原来在工商局支过左，是他们的军代表，就凭他私人的关系，把我们的沙发要回来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就把它送到了信托商行，就是那会卖旧货的市场，最后求着人家把我们的新沙发当旧沙发卖。所以那个时候的艰辛没法预测。在后来，我们在想很多办法，第一个，我想办法，解决材料的来源。我突破了，

赵总：当时不懂技术，我们到人家的汽车靠垫修理门市部，去偷艺，把人家的破沙发拆了学，技术上我们也学会了，但是工人不干活的问题，我是解决不了的，那么我就想方设法的开动脑筋。终于我想出了几个解决的办法，就是采用联产联利承包制，就是记件承包，原来我们做一套沙发架子，一大两小，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，才可以做出一套沙发架子来。后来我第一步突破这个突破口，我采取了以农民工进厂的形式，我把这个沙发架子承包给农民工，他们承包一套沙发架子，我给他5块钱的工钱，一大两小，一套，我给他15块钱的工钱。而我们自己的职工做一大两小，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做出来。我引农民工成本下来了，效率提升了，农民工快到了什么程度，他们一天，能做一对半的沙发架子，我们需要一个月的时间，他们一天半就可以完成了，有的时候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，因为这一大两小算一大套，效率一下就提升上来了，但是提升上来之后，工资怎么开，开不出来，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把他们的工资，采用什么形式呢？让农民工结成队，然后把他们的工资数算出来之后，让农民工回自己的老家，每个结队的人领取一个营业执照，领取营业执照之后，我把公司结算的数据，加上5％的税收，返回到他们的老家，他们从老家再去开工资。这就等于是什么呢？他们办理了一个营业执照，给我们做加工，采用是加工的形式，是企业对企业，而不是企业对个人，实际上工人只挣到了威廉的工资和5％税收，税收部门很高兴，工人也很高兴。

赵总：但是我这种做法却使得有的人不满意，就怀疑我这里有什么好处。弄的我非常的尴尬，这是一开始。我忍了，过了不久，我买了好多的破桌椅，我给用上了，再一个我买了很多炭材，我给用上了。下一个环节解决不了，因为木工只能做木工的工序，下一环节解决不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又想了一个办法，就采用老师带徒弟的形式，我当时招了七个正式职工，让他们给我带徒弟，每一个人带一个徒弟。

赵总：让知识青年到学校来上班，那会社会标准是一天8毛到1块的工资，我给他们设定的，按照当时国家对农民工的最低标准，我给他们设定2块5毛钱为一个工作日，我把这个产品确定几个工作日，然后在这2块5毛钱里边，我让老师带徒弟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老师在完成自身任务的情况下，帮助徒弟完成共时给徒弟1块5毛钱，给师傅一块钱，如果在额定时间内，超额完成任务了，超额部分徒弟拿一块钱，师傅拿1块5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大家，第一师傅要必须保证完成任务。第二师傅要保证带会徒弟，实际上徒弟的话，都是师傅干的，徒弟什么都不会，怎么完成任务呢？实际上他的活是师傅干的，或者师傅干细活，让徒弟干粗活，要向超额完成任务，必须得加班加点，这个加班加点更是师傅完成了，这个时候徒弟很快就从生人变成了师傅。师傅从超额劳动当中，也得到一份额外的收入。正是由于我采取这种比较强有力的，比较巧妙的方式，所以很快，我这个工厂就干起来了，而且有了收益。

赵总：当时我记得1979年秋天的时候，学校给了我五千块钱的本钱，一年之后我给他拿了2万1千块钱的纯利润，按说我在非常努力做这个工作，我通过个人智慧，拼命干的精神，还有韧劲。很快把这个工厂拉起来了，但是当这个工厂产生利润的时候，当老师们都分到好处的时候，我就成为一个犯罪嫌疑人。问题就是这么不公平，当工厂很快见到效益，五千块钱变成两万多块钱了，这两万块钱，老师们分走了一万多块钱，他们就怀疑我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在想，我采用这方法，那方法，他肯定有多大得好处，肯定有问题，要不然有这么大的干劲，这真是我最痛苦的，我在拼命的干活，拼命的拉车，但是人们还在整天的怀疑着我。

赵总：如果说只是简单的怀疑也就吧了，学校调整工资，20％的调整，没有我，干部调级没有我，发展党员没有我，为什么，整天有人在我后边说三道四。终在1980年，我就提出不干了，没法干下去了。一年多以后，人家整天这么说我，我不能干了，我提出退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朝阳第二工程学校来找我，我就帮他们干了，我当了一个顾问，过一段时间学校换了书记了，不行，还得回来，咱们怎么给人家干着，我就答应他了，两边就挂着吧，第二年这个工厂就变成五万多了。而且关键是老师们都分到好处了，但是工厂发展的越快，你的阻力就越大，是非就越大。再一个由于在学校里边管理，工厂影响了当时的教学环境，过去不上学造反，现在想上学搞起工厂了，影响环境了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想引到外部，老师又不影响，在学校里边又骚扰环境。后来我想算了，离开学校吧。我在1982年底辞职，直到到1984年的5月离开学校之后，我就开始自由自在的在校外闯荡自己的事业了。但是据说所知，在辞职报告一开始的时候，有些老师还是在我的档案袋里塞了不该塞的东西，我在离开学校的时候，好几个老师在提醒我，你要到社会上去了，走的时候，不能留尾巴，我希望学校对我们的所有的经历进行严格审查，所以我在临走之间要求学校对我进行核查，核查三四月的时间，。在工厂里边被我开除的老师们，我为了企业没办法，凡是被我开除的老师，一个一个月的核查摸底，看看有什么鬼没有，审查的结果，我是干干净净的，我就是把一颗心，已经掏给了学校，掏给了我们当时的校办。我来的时候干干净净，我走的时候干干净净。最后我离开学校的时候，学校给我开了欢送会。